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则报道说广西的一个贫穷小镇，因出不起高额的招待费，把招待酒改为自酿米酒，结果平均每月的公务招待要喝掉约100斤的米酒。在这里，先抛开公务招待如何乱用纳税人的钱不说，单从这个让人苦笑不得的报道中，多少让人读出“多”而“高额”消费的公务招待源于什么样的社会文化。礼仪之国的绅士风度，在商务交际中体现了我们的大将风范，也助长了要“面子”重于节俭的作风。礼品公司也因而在他们中间做好中介的作用。

      群体影响

     消费者行为的众多影响因素中，包括群体影响和个体影响。与西方相比，中国消费行为的一个显著差异是受群体的影响巨大。西方社会个人因素强，中国社会集体因素强。由此，中国人在消费中更重视别人的看法和意见，更关注个人消费的社会群体效应。换而言之，在西方，个体影响作用更大；在中国及华人圈，群体影响作用更大。群体影响有不同的方式，形成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，在中国更成为制约消费者行为的强大社会规范。

     “面子”工程助长了礼品业的旺市

      在中国，礼品赠送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交际行为，它还与礼品赠送人与接受人的“体面”或者“面子”有紧密的联系。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，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，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，面子的问题更为重要：送礼、维系体面和关系等被视为是基本需要，争脸、给面子和礼尚往来被列入基本行为规范。由此，形成了根深蒂固而又广为普及的面子消费行为。这甚至构成驱动消费的重大动因，从而造就出一个巨大的、中国特有的特殊消费市场。也是基于此消费特征，在消费市场上那些品牌知名、包装精美、时尚潮流的礼品会更容易受到礼品购买者的关注与青睐。

      “面子”工程助长了消费着之间的消费

      中国人的面子消费可分为四类：个人情感型、个人功利型、社交情感型、商务功利型。后两类为企业或组织的消费行为。

赠礼行为的研究是西方关系营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分支，它被定义为“发生在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礼物交换过程”。从这一理论出发，L.G.Schiffman等通过礼物的给予与接受关系提出了五类赠礼关系的关系组合模型：团体间赠礼，团体内赠礼，个体间赠礼，跨种类赠礼，个   体自我赠礼。